琉璃河遗址 两段铭文共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距北京市区38公里。

　　1974年，两座西周大墓的发现让琉璃河遗址走入人们的视野。从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堇鼎，到首博的镇馆之宝伯矩鬲(俗称牛头鬲)，都出自这里；北京作为燕国都城的面纱也逐步为考古工作者所揭开。

　　由于地下水位高，当年两座墓葬没有进行完整发掘。从2019年起，为了高质量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强遗址展示水平，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对M1901(原IIM253)与M1903(原IIM251)两座西周早期墓葬进行了再次发掘，并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墓葬区开展考古工作，共发掘西周早期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象牙器、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100余件。

　　新出土铜簋

　　证明下葬时盖身错配

　　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区，有一个巨大的圆形深坑，底部有少量积水。这个曾出土堇鼎的大墓现在编号为M1901，考古人员从中挖掘出一件铜簋，器盖内铭文为“白(伯)鱼作宝尊彝”，器内底铭文为“王公式于成周，王赐圉贝，用作宝尊彝”。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介绍，铜簋与40多年前出土的圉簋纹饰相同，据铭文推断，这两件簋的盖、身在下葬时应是混淆了，整整错了3000年，这也证明了(伯)鱼和圉实为同一人，对于西周的名、字制度研究，增加了确凿的证据。

　　在考古现场展出的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成组的铜车马器、镂空有銎铜戈，纹饰精美、细节丰富，均为首次发现，表现出多元的文化因素。镂空有銎铜戈的结构和装饰受到周边多个地区的影响，封顶管銎的结构与北方草原的武器相似，王晶认为这类戈不出自燕地，产地可能在南方。青铜面具、兽面形铜饰等盾饰的使用，包括一手执盾、一手执戈的武士形象，都昭示着M1901的主人身份绝非一般。

　　M1902出土铜卣

　　出现珍贵铭文

　　在M1901和M1903之间，新发现的M1902号墓出土了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箱盖板，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箱内有铜提梁卣、铜尊、铜爵、铜鼎、铜剑、漆器、陶器等，组合丰富。棺椁及人体骨骼均保存良好，椁板上有整只殉葬狗，与狗同出了一件铜铃，该墓是难得一见的完整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M1902墓内发掘出一件青铜卣，卣中铭文可辨识：“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根据铭文，推断其大意为：“太保在匽筑城，遂后在匽侯宫举行祭礼。太保赏赐给作册奂贝，奂为他的父亲辛做了这件礼器。庚。”铭文中出现“太保”“墉燕”“燕侯宫”等内容，证明了3000余年前，周王重臣召公，亲临燕都也就是今天的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在地，建筑了燕国都城城墙。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雷兴山认为，铭文中的“墉”字，是筑城之意，证实召公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此筑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认为，这篇铭文以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实证了3000余年的北京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上具有独特价值，堪称北京之宝。

　　青铜卣上的铭文与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克盉、克罍的铭文互为补充，是研究燕国早期历史的宝贵史料。

　　利用新方法新技术

　　实现精细化考古发掘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郭京宁介绍，本次发掘采用最新的测绘手段、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术，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发掘。在曾出土伯矩鬲、现编号为M1903的大墓中，这次新出土了多件漆器，可辨识者有三角纹簋、豆等。漆器的发现，弥补了上世纪现场文物保护技术有限的遗憾，对于墓葬随葬器用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全程参与考古发掘工作，针对不同材质遗物进行因地制宜的文物保护，对木杆、席痕、朱砂、织物等有机类文物，使用薄荷醇等进行临时加固处理；漆木器等文物采取薄荷醇、石膏、聚氨酯发泡剂等，结合整体套箱快速提取后，迅速置入实验室进行实验室考古和保护修复。

　　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的空白，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规制，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的“破壁发掘法”，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1/2清理，重点痕迹留取剖面。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织物交叠现象，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席纹等。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精准还原了出土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为还原下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将遥感考古、坐标信息、航空摄影、电法物探、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一张图”中，建立三维模型，全面收集信息。考古人员还同步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和测年、同位素分析工作。

　　新发现成规模夯土建筑

　　燕都“穿井治城”水平发达

　　“我们已经确定了两种墓葬形态，即居葬合一和单纯墓地，对墓地结构和族群分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郭京宁介绍，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4处，大型水井7处。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大型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深逾10米，分布在包括城南区域，说明西周燕都凿井技术的水平已经相当发达，大型水井附近存在高等级建筑的可能性非常高。专家认为，这些发现有助于进一步判断城内功能区的分布，了解燕国始封地的规划理念、组织模式和治理能力。

　　“本次厘清的西周墓地范围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界，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落，就近埋葬的情况。”郭京宁说，这对进一步了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布具有价值，为琉璃河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强大的考古支撑。

　　采用普遍勘探、重点勘探、抽样勘探相结合的方式，完成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米，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发现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3平方公里，远超过此前对遗址的认识。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表示，本次考古工作，为了解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分封制、葬制及葬俗、早期城址规划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信息，是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交出的北京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