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之下，“课后三点半”如何提质

     “双减”后的课后服务质量的热度，从地方两会一直持续到全国两会。

　　早在地方两会召开期间，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省级两会代表、委员也在讨论这一话题。

　　比如江苏省政协委员、苏州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包晓健就发现，2021年9月以来，苏州市课后服务教师请假现象呈增加趋势。此外，在“课后服务中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这一需求下，学校艺术和体育教师满负荷运转，艺术、体育教师紧缺的问题凸显，难以满足学生的迫切需求。
　　包晓健认为，活动经费不足、课后服务质量难保证也是问题。“目前苏州每个学生每学期的课后服务经费是300元，如果按每学期20周、每周5天在校，人均一天只有3元。按每班40人计算，每班一天的课后服务费用只有120元，这样的数据，老师的积极性不高，也很难找到优质的校外资源来丰富学校的课后课程。”他建议，应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加大财政投入与家长适当承担双管齐下。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政协委员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双减”后的校内课后服务上。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把《关于积极应对“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问题的提案》带上了全国两会。他罗列3项针对教师负担的调研报告——一是新教育研究院院长、全国优秀教师李镇西领衔开展的调查，收集到有效的样本数据总数为6653份，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二是一家教育媒体面向9443名教师做的调查；三是一家教育机构面向3000多名英语教师开展的问卷调查。

　　前述调查均指向一个重要问题：“双减”后，教师负担大幅增加。戴立益在这份提案中指出，选择“教师评优评先考核无变化”的受访教师占比90.86%；选择“教师晋升标准无变化”的受访教师占比95.22%。全国各地的评价制度并未随着“双减”政策的出台及时作出调整。

　　他建议，“双减”应成为各地、各学校的“一号工程”。第一，建议提高教师待遇或增加教师编制；第二，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教师额外负担；第三，完善教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

　　“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劳动实践，以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这些安排可以与社会资源合作，包括高校、培训机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等，也可以包括一些培训企业。”戴立益说，这样做也有利于培训企业健康转型发展，构建以学校为主导的、各方力量协同育人的新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也关注到了相关问题。最近半年，他频繁调研了上海的各大中小学校后发现，部分学校努力加强课外资源建设，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课后服务，减负不减“质”；但更多学校的课外服务存在形式单一、内容单调的问题，难以促进学生的高素质发展。

　　“究其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校内的课外服务不受重视，多数学校将课外服务设置为习题课或自习课，‘双减’实施时间不长，积习一时难改；二是校本资源不足，优质社会资源的利用渠道狭窄；三是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服务引进缺乏组织指导，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四是过度依赖本校学科教师资源，不仅增加教师负担，且降低了课后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章义和说。

　　为此，他也建议组织遴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校内课外服务的建设工作，并制定资质标准。

　　章义和认为，从北京、上海等试点城市来看，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是一个重要选项。他说，“当前各地教育局与学校引入社会机构进校服务的比例与速度远超预期，课后服务社会化即将成为一种新模式。为防止新模式所带来的风险，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快制定进校课后服务机构资质标准，组织公开申报，并遴选、公示进校课后服务机构白名单。”

　　章义和说，省市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机构进校课后服务的质量和满意度进行评价，对于服务质量不达标或有恶性事件发生的机构，坚决予以清退。

　　此外，有的民主党派也把关注点放在了“双减”后的课后服务质量上。民进中央提案建议，在安排学生集中完成作业、自主阅读、学习交流，参与体育、艺术、科普、劳动教育等活动基础上，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培养学生的特长，对有天赋的学生进行英才教育。

　　民盟中央提案建议，订立课后服务目录和服务准入标准，动态遴选服务项目，不断扩充课后服务资源库。建立国家义务教育线上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网络课程资源；他们还建议，构建“兼职教师库”，招募志愿者、社会公益团体、高质量非学科类“白名单”教育培训机构；民建中央建议，建立学校课后服务供给调配平台，形成区域内统一的高质量体系化的课后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