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直播间里的残疾人：残疾人做主播，卖货不卖惨

直播结束后，赵灵长长舒了口气，搭在桌上的双手落到身子两侧，轻巧地扭动了一下轮椅，坐了4个小时，他需要让自己活动活动。

　　42岁的赵灵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腰部以下没有知觉，一直与轮椅为伴。他曾在上海的残疾人福利工厂做过服装熨烫和包装，也在复印室打过零工，“网络主播”是赵灵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2月，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6.21%。《2020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61.7万人，约占残疾人总数的10.1%。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的兴起，越来越多和赵灵一样的残疾人走进了直播间。残联、相关机构、公司正在联手为残疾人直播带货搭建平台，给残疾人融入普通人就业提供了一种可能。

　　融合、共享，这正是新的残疾人就业理念，北京市残联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顾锦荣觉得，如果有更多社会资源去接纳残疾人，残障人士面前的“障碍”会减少很多。

　　镜头前的残疾人主播

　　“铛！”

　　赵灵敲响了铜锣，响声震颤了20平方米的直播间，也给已经上播三个半小时的他提了提神。

　　较一分钟前明显上扬的声音解释着敲锣的举动，“这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谢这位下单的朋友，谢谢！”

　　赵灵面前的桌上，虎皮凤爪、芝士薯片、蟹味锅巴、紫薯面包、冻干腰果、辣条摆了一排，他要做的就是在镜头前一一试吃，再将这些零食推销给直播间里的观众。

　　上播第3个半小时，削瘦的臂膀架在桌子边缘，清瘦的脸上挂着倦意，赵灵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

　　他是一名残疾人，患有先天性脊柱裂，腰部以下没有知觉。轮椅上的主播，这是赵灵的新身份。

　　开播十天后，赵灵的直播间来了一位新伙伴——3岁时因高压电事故失去双臂的熊燕。

　　身着蓝色牛仔外套，两侧袖子空荡荡的她坐在赵灵旁边，虽然面带笑容，但眼中的迷茫显而易见。她盯着手机左下角进入直播间和打招呼的消息反应不过来，扭头去看镜头外的工作人员，赵灵轻轻指了下写着“燕子你好”的弹幕，告诉她有观众在打招呼，她才笑着回复了一句“你好”。

　　熊燕独立直播带货的第一款产品是水果番茄。她右脚搭在桌上，用四根脚趾熟练地夹起番茄，抬脚、曲腿、弯腰、低头，小番茄被送入口中，咬一口汁水就顺着流了出来，熊燕只好凑过去又咬了一口。有点慌乱，也忘了和观众互动。

　　屏幕中安慰和鼓励的话远远多于下单的消息，熊燕试图将大家的注意力从自己空荡荡的袖子转移到脚趾“握”着的番茄，“谢谢大家的鼓励，觉得番茄不错的，可以关注(屏幕)下面的小黄车(即购物车)。”

　　距离直播结束还有五分钟，熊燕决定露一手“绝活”。“想看我单脚点火的扣6”，她模仿着其他主播的话术，但更像一出独角戏。只见她用小脚趾托住打火机底部，中间三个脚趾用于固定，大脚趾按在开关上。“啪”，一团火苗蹿出，明亮火光中熊燕的笑脸出现在直播间55个观众的手机屏幕上。

　　赵灵也会在直播时展示“才艺”——双手转动轮椅，身体也跟着转了几圈，接着手上一使力，轮椅前侧的两个小轮就离开地面悬空了，身体随之后仰，这一连串轮椅上的“舞蹈”引来网友阵阵欢呼。

　　相较熊燕更加游刃有余的状态，是赵灵一场场直播练出来的。42岁的赵灵之前没看过直播，不理解对着镜头吃零食怎么就能卖出东西了，甚至他都不吃零食，“吃4个小时，那不得撑死我？”他体重只有70多斤，整个人瘦瘦小小的，吃不胖，也吃不多。

　　“第一天直播我给自己打10分，全是胆量分。”零食摆好，环形补光灯架好，镜头打开，直播开始。赵灵发现，他摁下的好像不是直播开始按钮，而是将之前所有准备“一键清空”的按钮，“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就硬说。”

　　在那天的两个小时直播中，赵灵满脑子想要“找个话题”，顾不上弹幕有没有互动，也忘记要边试吃边介绍，他甚至觉得在镜头面前撕开包装袋的动作都刻意且尴尬，“天哪，太难熬了。”

　　就业的另一种可能

　　赵灵的尝试源于今年年初一家名为北京挺有意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招聘启事。这则发布在北京市残联官网就业板块的消息称，需要30名残疾人网络主播。

　　公司创始人吴卫丰此前做过助残工作，直播带货兴起后，他觉得这工作适合残疾人，“空间和时间限制少，这不正好解决了残疾人就业问题。”

　　吴卫丰不是第一个将残疾人和网络主播联系在一起的人。2020年5月，北京东城区残联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直播带货培训，并从参与培训的50名残疾人中选取了十几人，在今年年初组建了东城区残疾人萤火虫带货直播团队。这是东城区残联就业部的一次探索，负责人王子萦说，“整个社会的就业市场都在变化，我们残疾人也一样要想‘新招’。”

　　今年4月22日，东城区残联在一处空屋子改建成的直播间里，萤火虫带货直播团队开始首播。

　　长发半扎在脑后，一身黑裙，颈部围了一条丝巾跳色搭配，镜头前的颜霏优雅知性，有人评价她“长相和气质像杨澜”。颜霏正在和同伴推荐永生花工艺品，她摘下工艺品玻璃罩的时候差点碰掉了旁边的物件，不是不小心，而是看不清。

　　颜霏是一名视力障碍人士。12岁开始视力模糊，18岁确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一种罕见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按照病例统计，最多到50岁就会全盲。”现年36岁的颜霏眼中的世界是“管状的”，视野被圈在差不多1米的范围内，而且，“管子在逐年变得狭窄”。

　　更早之前，2019年，北京亚美日化厂的直播间里，就出现了听障人士做主播。这家生产化妆品的工厂成立于1987年，是为解决残疾人就业而创办的“福利工厂”。据厂长张志利介绍，目前厂里的200名员工中，有129人是残障人士，其中听障者占90%。

　　车间工人朱晨会根据歌曲的旋律剪辑自己的带货视频，也会编演舞蹈、舞台剧，甚至一直戴着耳机，走路听，吃饭听，睡觉也要听着入眠，没人能看出他是一名听障人士。

　　实际上，那是一副震动式耳机，朱晨用了五年，和耳朵接触部分的人造皮革都磨烂了。这是他唯一可以“听见”音乐的方式——通过震动的节奏感受音律，再根据歌词揣摩歌曲意境，反复听直到烂熟于心，就可以在剪辑视频、编排舞蹈时“踩上点”。

　　厂里还有像朱晨一样的员工，在车间随时随地开播，通过朋友圈推广，树立自己的IP，成为工厂的一个分销平台，“自己员工带自己厂里的货，大家上手都很快”，张志利说，员工带货总增收至今已近30万元。朱晨向新京报记者展示了他直播的后台数据，带货四个月，收入3000多元。

　　北京市残联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顾锦荣从中看到了残疾人就业的另一种可能。

　　2020年，市残联牵头并委托北京亚美日化厂组织了一次面向全社会残疾人的直播带货培训，共有228人参加。在2020年底，吴卫丰的公司正式启动残疾人直播带货前，市残联也曾在培训及人员推荐上给予了一些帮助。

　　根据中国残联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2月，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的6.21%。上个月发布的《2020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61.7万人，约占残疾人总数的10.1%。

　　在北京，残疾人就业比例相对更高。根据目前已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全市持证劳动年龄段残疾人18.3万人，已就业13.1万人，就业率71.6%。

　　顾锦荣说，随着社会变化，适合残疾人的工作有一部分在萎缩，也有一些新的工种和岗位不断出现，“各种社会力量都在努力，为残疾人寻找就业机会。”

　　张志利觉得，给残疾人培训直播带货，不仅是教给他们一种谋生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带给他们一种价值感，“残疾人渴望尊重和平等，正常人能做的工作，他们也能做到，这种满足感可以超越收入带来的快乐。”

　　残疾人做主播，卖货不卖惨

　　吴卫丰接触过很多要强的残疾人，深知他们渴望证明自己和健全人一样的心情，也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工作机会，但找到一份工作背后付出的努力可能是常人的许多倍。

　　赵灵直言，开播一个月，他吃的零食比过去四十几年都多，还要记住每种零食的口味、成分、保质期、价格、发货时间、快递公司，以及直播时的推荐顺序和流程，“嚼得都麻木了，记得也烦躁”。

　　几次三番记不住，赵灵想了个办法——做个隐蔽的“提词器”。他将“如何互动”、“怎么留住观众”、“引导下单话术”等关键字句写出来，贴在桌边，实在招架不住时偷偷瞥上一眼，为自己解个围。

　　上下班路上也会耗费他大量精力，家住丰台区南苑，公司在东五环，赵灵骑着改装的残摩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下班后也没工夫刷搞笑视频了，取而代之的是看吃播，一边跟着学表演，一边丰富上播词汇，有时难免怀疑自己，“我讲得怎么还这么干巴巴的。”

　　不管怎么说，镜头前的这次工作机会，对于经历过太多求职挫败的他们来说，算得上光鲜且平坦。

　　刚出生就被遗弃的赵灵是在福利院长大的，没上过学，除了几个在福利院一起长大的伙伴外甚少交际。成年后，他在上海的福利工厂做过服装熨烫和包装，也在复印室打过零工，近些年才回北京。“网络主播”是赵灵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视障问题没有影响颜霏的求学，但在毕业后，随着视野狭窄的还有事业，原本在大商场做导购的她经常对人“视而不见”，被误解也难以言说。辞职后，她应聘进入东城区东四街道温馨家园，从一个残疾人转身做上了为残疾人服务的工作。她打算，自己熟练掌握直播带货后，再把经验带回温馨家园去。

　　朱晨7岁那年因药物致聋后，语言功能也逐渐退化，在小饭馆做过刷碗工和清洁工，在洗车房当过洗车工，在公共卫生间干过清洁工，受尽了冷眼。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是在一家星级酒店，因被客人投诉遭解雇，理由是“哑巴影响胃口”。

　　“观念的冲突对我们的伤害往往大于肢体的残缺。”熊燕觉得，在有些人看来，残疾人不能胜任工作，社会也不需要残疾人。她还记得自己大学毕业后一次求职被拒的理由是“公司不可能给你请一个保姆”。

　　吴卫丰的公司招聘残疾人主播，也曾受人质疑，“让残疾人在镜头前抛头露面，到底是卖货，还是卖惨？”

　　实际上，吴卫丰也不知道这些主播能不能成功带货，前来应聘的残疾人能不能赚到钱，公司未来能不能正常运转并盈利。他面对采访的开场白总是，“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不是包装成网红，而是提供一份工作

　　赵灵每周直播6次，每次4个小时，他在镜头前越来越自如了。时隔一周，新京报记者再去看他直播，他甚至可以放松地跟观众聊天，分享身边的新鲜事，“又有我们的老朋友来了”。

　　成交的锣声也越来越密集，从4月5日第一次开播到5月15日，赵灵累计直播20场，完成了不到200单的售卖，累计销售额6000元左右。

　　虽然离直播间挂着的“残疾人零基础直播带货，30天挑战卖2万”的豪言壮语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吴卫丰并不着急，他骄傲地说，“赵灵上播以来，没有一天是零单。”

　　“我们不是要把残疾人主播包装成网红博人眼球，我们只是想给残疾人提供一份方便他们做的工作而已。”踏踏实实卖货，不仅是吴卫丰的理念，也是东城区残联就业部负责人王子萦的观点，“我们要为残疾人提供真正的服务，让他们可以通过直播卖出一些小东西，有点实在的收益，而不是卖惨。”

　　不过，吴卫丰的“照顾”也仅限于为残障人士提供一个工作机会，以及一个无障碍的办公场所。在工作中，他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们，指出问题时不留情面，“这是职场，不要把他们视为弱者，没人愿意自己被轻视。”

　　邢紫薇是广告行业出身，赵灵直播时她寸步不离，直播结束后，她还会在白板上对赵灵的表现进行复盘，直言不讳，毫不留情。“最后半小时太不嗨了，你需要从头到尾保持一样的状态。”“你用一个词形容好几种食物，难道它们吃起来都是一样的吗？”

　　这时候的赵灵不怎么说话，微皱着眉头认真听，偶尔点点头，低声呢喃一句，“这我还真没注意”。

　　赵灵的成绩像是给王子萦打了一针兴奋剂，她找领导、找朋友，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产品进入残疾人直播间，甚至想着做一些文创产品。每次上播前，她还会亲自上手给主播们化妆，手里一边忙乎，嘴上一边叮嘱，“我们要展现自己光鲜的一面，别让人觉得残疾人就惨兮兮的。”

　　王子萦笃定，眼前的这个手机镜头，可以为残疾人就业打开一个新的出口，“让残疾人融入普通人的就业中，做一个能通过工作养活自己的普通人。”

　　熊燕一直相信，普通人能做的事，残疾人也能做。“用手是工具，用脚也是工具，有什么不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