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经验”调解为何越来越受青睐？

　　今年2月，因被解约而无球可踢的中国足球运动员黄某与注册在葡萄牙的一家体育职业和球员培训公司握手言和，在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协议签订后，黄某送来锦旗并告诉我，他又重新找回了好好工作、努力生活的信心和动力。随后，他主动履行了违约金给付。”最高法民四庭法官助理夏根辉说，纠纷化解后，公司代表人也对黄某表达了希望他“不要放弃自己的天赋，继续在足球领域发挥才能”的期待。

　　同样是在今年年初，一封感谢信被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信封上绘有象征着天空、智慧和友谊的蓝色哈达。此前，蒙古国专门从事铁精粉出口的企业与中国某贸易公司发生纠纷，案涉金额超过1亿元(人民币，下同)。哈密中院迅速受理诉前保全申请并组织双方企业沟通交流，短短两周时间即促使双方成功和解。

　　调解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和审判权运行方式。回首过往，从“和为贵”“止讼息争”的古代民间调解传统，到马锡五以调解为主的审判模式，再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提出，调解对于定分止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自2019年1月1日起集中管辖天河、黄埔、番禺、南沙、增城等五个区的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以来，涉外案件激增。图为该院成功调解一宗涉外纠纷。

　　如今，有“东方经验”之称的调解越来越受到国际商事主体的青睐。最高法民四庭庭长、第二国际商事法庭负责人沈红雨说，调解解纷保护了跨国当事人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营造融洽的国际营商氛围，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6年前，最高法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分别在广东深圳和陕西西安成立。成立以来，两个法庭审理了一批重大疑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案件，涉及美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等十余个国家，涉案标的超过100亿元。法官们巧用调解化解当事人“心结”、推动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来自法国的主厨陶某在上海生活了近8年，其间与餐厅合伙人在场地回收、物品归还等方面产生了分歧。在法官努力下，当事人达成和解，所有矛盾得到一次性解决。“我深深感受到了上海法院的公正和高效，这让我在上海创业更有信心。”陶某说。

　　去年4月，原告浙江某药业公司与被告美国某医药公司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在最高法国际商事法庭法官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协议。调解过程中，法庭极力促成中外各方当事人之间商业合作关系的修复，当事人主动撤回境内外多起关联诉讼，实现“一案结、多案消”实质性化解纠纷的良好效果。

　　“包括调解在内的良好健全的商事争议解决体系，直接关系到各国当事人对我国法治体系的信心。”沈红雨说，法官用“东方智慧”为双方当事人建立融洽氛围，这也是人民法院以高质量的涉外司法审判服务涉外法治建设的生动体现。

　　2018年6月29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在深圳揭牌。

　　“各地法院认真落实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充分发挥涉外司法职能作用。”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黄进说，人民法院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化解纠纷，彰显了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司法能力，展现了中国司法公平正义、开放包容的国际法治形象。

　　中国西南政法大学校长林维指出，从司法实践来看，公平正义的要求更好体现在一个个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案件中，这也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期待。

　　近年来，从首次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中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开展调解，到探索“专业指导+以外调外”涉外解纷模式，中国涉外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今年3月31日，最高法“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升级版上线。据介绍，“一站式”解纷机制把早期中立评估、诉讼、调解、仲裁等多元解纷方式都有机衔接、有效对接起来，这被称为国际商事纠纷的“融解决”模式。

　　就在本月初，广东两支基金作为申请人向某外籍自然人及七家公司提出股权回购纠纷的仲裁申请，申请人通过“一站式”平台申请立案，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收到平台转发的立案申请后当日完成立案。

　　“之前，申请仲裁保全需要仲裁机构和当事人通过邮递或现场送达方式将相关材料递交到人民法院。”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说，网上提交大幅提升相关文书材料递交、审核的便捷度，提高了当事人申请仲裁保全的速度。此外，当事人通过“一站式”平台还可快速找到专业规范的商事调解组织，获得优质的调解服务。

　　展望未来，林维认为还需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实现中国司法现代化。这也要求司法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诉源治理的生动实践，让调解这朵“东方经验”之花在护航服务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法治征途上持续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