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租房记：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七次搬家

      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北京降温到了零摄氏度以下。我裹着羽绒服站在楼下守摊儿，搬家师傅用小拖车把我的家当陆续运下来。有七八个用胶带封好的纸箱，还有一把白色的办公椅，两个自己组装的置物架，一架电钢琴，一张折叠椰棕床垫。我的穿衣镜先被留在了楼道口。“这风一刮，挣你的钱都得赔镜子。”师傅跟我解释。

　　这是我在北京第七次搬家。5年前刚来北京工作的时候，我身边只有两个行李箱。在那之前我在国外上学，在8平方米的宿舍住出了坐牢的感觉。

　　在离单位不远的地方租下一间宽敞的卧室，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安顿下来。

　　“北漂的第一个落脚点。”我在房间里拍了几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写下，“希望拖着箱子四处漂泊的日子从此告一段落。”

　　这份希望显然破灭了。几年过去，我辗转租过8个住处，跨越北京的3个区。

　　同事说我是他们见过的租房运气最差的人。我也想不明白，我一个勤恳打工人，从未拖欠房租，为什么租个安稳的房子就这么难？

　　一

　　我本来以为，只要避开黑中介，租房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作为一个新入职的记者，我的收入没多少，租房要求却有点高。我需要靠近地铁站，方便我出门采访说走就走。因为经常要在家写稿，室内环境也不能太差。坐着“看房管家”的电动车跑了几处之后，我通过长租公寓租下了北二环外一套三居室里的主卧，18平方米，朝南，带独立阳台，和舍友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房子是一家事业单位的家属房。

　　签长租公寓的好处就是方便省心。房间被装修得很新，家具家电都齐全，公共区域有每月两次的上门保洁，哪里坏了还可以免费维修。通过网站或App，客服和“生活管家”随时为我们服务。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加上服务费，我的房租一个月将近3000元。

　　我的舍友是两个姑娘，一个在准备考研，一个在楼下的银行上班。我跟她们加了微信拉了群，在群里分摊水电费。我们就像住在同一层酒店的客人，除了在厨房碰见时会聊聊天，平时几乎不打照面。

　　我开始舒坦地生活，摸清了附近最新鲜的菜市，不出差的日子在家学着做减肥餐。两个月后的一个周末下午，我突然听到大门传来“咣咣咣”的砸门声。一个愤怒的中年女人在外头喊，自己住楼下，我们房里的人在她家门口吐痰，让我们出来“把痰舔回去”。

　　我和室友缩在屋里一动也不敢动。等她走后，我们发现金属的防盗门已经被凿出个几十个小坑，不知用的是菜刀还是斧头。

　　我们立即打电话给长租公寓的管家，没几天，居委会就来了两个人了解情况。我们澄清我们3个女生没人会吐痰，经过楼梯的还有外卖员和快递员，希望他们跟楼下的住户沟通一下。

　　被砍门之后，我和舍友都有些精神紧张，走楼梯总要左看右看，回家如做贼。

　　平静一段时间之后，一天半夜，我在睡梦中又被“咣咣咣”的砸门声吵醒。我看了一眼时间，深夜1点53分。我翻出录音笔，打开自己房间门，让不堪入耳的叫骂声穿过客厅飘过来。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录音去派出所报了警。

　　民警给我做了笔录，后续就再也没有什么动静。对方表示，半夜来砸是因为我们没关水龙头，还说我们这里“每天来来往往好多男人”。她每天从猫眼偷窥我们，连我舍友几点出门几点回来都知道。

　　面对这样的安全隐患，长租公寓同意给我们办理无责转租或退租。于是住了不到3个月，我又开始找房子。

　　二

　　第二次租房，安全是第一要务。

　　考研的女生搬去亲戚家，我和在银行上班的舍友决定继续合租，我们需要电梯、安全通道和监控，这样就算邻居拿刀来砍也有路可逃。最后我们选定了附近最高档的小区里一套60平方米的两居室。

　　安全是有成本的。我的新卧室朝西，面积也比之前的小，房租却骤升到每个月3900元。我们通过租房中介跟房东签合同，在房租之外还要支付7300元的中介费。女房东把鸡零狗碎的账算到小数点后两位，说电视线路坏了但是电视费她已经交了，所以这个费用应该由我们承担。

　　在父母的资助下，我和舍友搬进了这套房子，感觉生活提升了一个档次。拥有了小客厅和沙发，我和舍友经常在一起聊天和吃饭，比之前的住处更像一个家。我有了整面墙的实木衣柜，把衣服按照颜色渐变顺序码进去。当时的男朋友送我回家在楼下磨唧的时候，装修精致的大厅还会提供一种都市偶像剧的画面感。

　　然而，都市丽人的日子也没能长久。我接到单位通知，年后要去云南驻站一段时间。房子还剩下4个月租期，我降到每个月3000元才把自己的卧室转租出去。

　　从云南回来之后，我搬到了离男友学校比较近的五道口。之前住在朝阳区，跟他算得上异地恋，打车见一次面就要花50元。五道口聚集着好多家科技公司，房租偏高，我通过长租公寓租下了五居室里的一间小屋，11平方米，月租3300元。

　　因为房间小，我开始研究储物收纳技巧。我的书桌和床之间的距离容不下两个人一起坐下吃饭。男朋友过来的时候，我们只能把床单掀起来，在床垫上面铺报纸和餐垫，把床变成餐桌。

　　这一次舍友多，我开始体会到合租的麻烦。每天早上，我把洗漱用品拿在手里，竖起耳朵听被占用的洗手间什么时候开门，随时准备冲过去。我在家写稿需要安静，但是每天都有快递员和外卖员咚咚咚地敲门。我从不吸烟，房间里却时常弥漫烟味。

　　自从隔壁搬来一个美国男生，居家生活就更让人头痛了。他三天两头轰趴，把音乐播得震天响。有一天，我发现一只杯子不见了。我在冰箱上贴了寻物启事，那个美国男生告诉我，那只杯子被他摔碎了。到那时我才知道，长期以来他都在使用我的餐具和筷子。“我以为它们是公用的。”他一脸诚恳地对我说。

　　一年租期住完，男友也毕业出国了，我没有续租下去。

　　三

　　第四次找房的时候，我已经因为身体原因病休了一段时间，收入减少了，我想在租房上省点钱。

　　我找到了一个房东直租的房子，不住家的房东女儿空出来一间卧室。房间有些狭小，窗户的一半视野被对面墙挡住，但好在家具齐全，衣柜、书柜、床和写字台都是定做的，严丝合缝地卡在里面。房东按着女儿在外面的租金每月收我2800元，水电费也不用我分摊，对于三环外近地铁的房子来说，这是非常实惠的价钱。

　　和房东住在一块，有点像给自己找了个寄宿家庭。我跟房东女儿年龄相仿，管房东叫叔叔阿姨。房东阿姨的父母就住在楼下，让我管他们叫姥姥姥爷。有时候姥姥亲手包饺子，从楼下给我端一碗上来。我出差回来时会收到阿姨的微信，告诉我冰箱里给我留了一个菜团子。男朋友从日本来北京看我，叔叔还专门炖了酱大骨在家招待他。母亲节的时候，我给房东阿姨准备了贺卡，里面写了长长的感谢。

　　一起生活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姥爷每天早上5点半起来遛狗，但凡看见我窗户透出亮光，就得数落我几天。后来我再通宵工作的时候，就把台灯压低埋在被子里头。

　　阿姨在医院工作，热爱并擅长做家务，每天都要用酒精给地板消毒，把家里归置得井井有条。之前她习惯了把女儿房间纳入收拾范围，我出差不在家的时候，她有次在家大扫除，把我的房间也整理了一遍，我脏衣篓里的衣服也都洗了。

　　“唉我怎么就忍不住呢。”阿姨给我发了好几条语音，关于擅自进我房间向我道歉，她小心翼翼地说，“你要是不乐意，我再给你恢复原状……”然后她告诉我她没有洗我的内衣，“我觉得那应该是你的底线。”

　　我笑了半天，回复她说没关系，感谢她帮我做那么多家务。但是说实话，我内心有一点隐私被侵犯的不适感。出差前，我有一颗箍牙用的支抗钉松落了，我把它包在纸巾里放桌上就匆匆走了，回来果然找不到它了。那颗钉子1200元，我没有跟房东提起过。

　　后来，房东阿姨陆续把我的衣柜、书柜和橱柜全都按照她的习惯重新收拾了，我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还有几次，我从垃圾桶里捡回好朋友写给我的纸条。那些纸条对我很重要，特地摆在书架上，但是被阿姨当成是废纸扔了。

　　有一段时间，房东这样好心但又越界的行为让我很困扰。我努力地适应这种相处方式。“可能北方人的性格就是这样吧。”我跟对房东进房间的行为大为震惊的深圳好友解释。有的时候这种毫不见外的热情让人感觉很温暖。小区是回迁房，住的大多是老北京的街坊。有次我穿着运动短裤出门跑步，电梯里不认识的大爷大妈看着我说：“姑娘，晚上已经降温了，你穿这样可别冻着。”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不见外的度很难把握。阿姨上班的时候，通常是我和房东叔叔在家。叔叔早几年脑出血，留下后遗症腿脚稍有不便，平时不工作，在客厅看电视或者出去遛弯。也许是比较孤单，他特别愿意跟我聊天，只要我从房间出来，就会被他招呼过去。聊着聊着，他就会抹起眼泪来，开始跟我说很多家里面隐私的话题，抱怨阿姨，抱怨姥姥姥爷，说他们全都因为他生病了而瞧不起他，各种声泪俱下的控诉。

　　为了避免这样让我尴尬的谈话，在阿姨下班前，我只能一直闷在屋里，不到万不得已要去洗手间，我都不会从自己房间出来。我想过搬走，但是觉得另找租客太给房东添麻烦，就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提。

　　直到有一天，房东阿姨突然来找我，告诉我她准备和叔叔离婚。原来叔叔一直酗酒，之前就是喝酒引发了脑出血，最近阿姨发现他还在赊账从小卖部买酒喝，加上家里其他原因，对他彻底死心了。叔叔不同意离婚，所以阿姨来找我帮她写一份离婚陈述书，她去向法院提交起诉状。

　　折腾了一阵子之后，叔叔搬出去了。我和阿姨两个人住在家里，感觉还挺好的。但是又有一天，阿姨检查出来肺部有一块阴影，需要做个小手术。她觉得也许房子太阴暗了风水不好，“自从住进来就没有摊上什么好日子”，决定把这套房子卖掉。

　　四

　　“求靠谱房源推荐。”我又开始找房，在朋友圈列出了这一回的硬性要求，“采光好、房间大、书桌宽敞。”

　　我本来还想省下中介费，但是在豆瓣上看了一圈，房东直租的大都是整套房，二房东手里的要么家装老旧，要么租期很短，长租公寓依然是最好的选择。我之前租的那家爆出了一连串甲醛超标的新闻，所以我选择了另一家长租公寓。

　　那两年房租涨得飞快，我把找房范围拓展到了东五环。一间由客厅改造的隔断间最符合要求，落地窗阳光充足，面积是之前房间的两倍大，窗帘还隔出了一个阳台。我终于有地方铺开瑜伽垫，平时自己在家活动活动。加上服务费，每个月房租4000元。

　　我没有忘记之前遇上糟心舍友的教训。找房的时候，看到有的洗手间台面被化妆品铺满，还有的客厅里堆了满满一面墙的鞋盒，不管房间多好我都直接放弃。我租的地方公共区域整洁干净，但是我无法预知后来入住的租客是什么情况。

　　我住下后不久搬进来一个女生，客厅立刻被她的打包箱堆满，她用了半个月才收拾完。她对物品的摆放很有想法，我和其他舍友放在冰箱的东西被她随意挪动。厨房有许多空橱柜，足够每人分一个互不干扰，但她会把自己的东西在每个橱柜里都放一些。

　　只要她做一次饭，厨房就乱得不成样子。有时她把吃剩的螺蛳粉留在不通风的客厅，我要帮她下楼扔掉，她会说“我等一下就收拾”。这一等通常是两天。

　　有次她买了一个小沙发，把满是尘土的包装箱放在我们吃饭用的餐桌上面。我忍了一周，又提醒了几次，她还是迟迟不收。最后，我直接上手把胶带划开，把纸箱折起来靠墙放着。她看到之后面露难色，说本来是想留着箱子看要不要退货。我满脸假笑：“我可以帮你复原。”

　　最后击垮我的是一个后来搬来的男生。他天天在家光膀子，穿个裤衩坐在屋里，房间门永远不关。每天早上他会占用洗手间半个小时，马桶圈上开始出现烟灰，时不时还会听到他吐痰。

　　最可怕的是，他想约我吃饭。我几次都婉拒了。有一回我在熬夜，估计是看见了我门缝透出的光，他在半夜三点发来消息“舍友，还没睡呀？”我没回复他。到了第二天下午，他又发来一条：“舍友，怎么还没起？”我赶紧在淘宝下单了门缝密封条。

　　过了两天他还推了一个电动车在客厅充电。我决定立刻搬走，宁愿损失部分押金，也要找房子换租。

　　除了房间要大，舍友要少，我还需要离市中心近一些。住在东四环外，出行成本太高了。上一节1个小时的舞蹈课，从出门到回家，三四个小时就过去了，精力在路上要被消耗不少。

　　我回到了三环，在离国贸一站地铁的地方租了一间厅卧。客厅隔断的好处就是面积大，这一间有26平方米，和一个小开间差不多，放得下朋友送给我的电钢琴。价格自然也很贵，一个月要付4600元。房子一共是三居，小房间还没租出去，另一个房间住了一对很好相处的情侣。他们把自己的东西归拢得很整齐，分摊水费的时候还主动提出付两份钱。

　　五

　　春节过年回家的时候，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了。我的一部分同事去了武汉，其他人在家线上工作。2月底，单位通知返京。因为疫情影响，从我家去北京的高铁不时停运。好不容易订到了票，我突然接到舍友打来的电话，她慌张地告诉我，有人来拆我的屋子。

　　我听着她在电话那头尽力交涉，说：“人家还没回北京，东西都在里面，你们这样直接拆不好吧。”对方几个男人让她回屋，说：“这是违法群租，违法的，你知道吗！”

　　过了一会，舍友给我发来照片。我房间的墙大体已经被砸掉了，边缘的钢筋悬着一些碎渣，水泥块堆了满地，覆盖住了白象牙色的木地板，我的床、桌椅和电钢琴落满了灰。

　　砸墙的人留下了一张《违法群租房督办通知书》和一张《违法群租房立改措施告知》，里面写着：“根据《关于依法治理违法群租房的通告》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现将该居室强制恢复房屋原始结构、清除违规违法床铺、清退居住超标人员、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落款是房子所在地的违法群租房治理办公室。

　　租房的时候，这家长租公寓管家再三向我保证这间客厅的隔断是没有问题的。给客厅加上隔断墙改造成一间卧室单独出租，在长租公寓中很常见，叫做“N+1”模式。

　　我在网上查了相关的规定，“N+1”的模式在上海、广州、苏州等城市是合规的，但是有的城市政策并不支持。因为“改变房屋原有结构打隔断”，它被认定为“违法群租房”。

　　就这样，在我人不在北京、没有收到任何提前通知、也没人保护我的个人物品不被损坏或偷窃的情况下，我的房间被拆除了。

　　我自认倒霉，但是不能理解为什么早不砸晚不砸，偏偏在疫情严重的节骨眼上处理这件事情。按照当时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到京之后要居家隔离14天，我的家却变成了没有墙可以隔离的废墟。

　　好在我暂缓回京的申请被单位批准了，我可以继续在线上完成工作。打了一圈电话之后，这家长租公寓给我办理了无责退租。

　　租房这些年，为了安全，为了能够舒心地生活，我一次又一次地抬高预算底线，咬牙说服自己少吃一点，少买衣服，结果这一回，花了史上最高的价钱，却发现每个月4600元也买不到住房尊严。

　　那几天，消沉的不止我一个人。我妈开始直接拒绝亲戚买房的借钱请求：“我也想攒钱，我家小孩被赶来赶去的也怪可怜的。”我爸憋了两天，吃饭时吐出一句：“争取明年给你买一个小套。”

　　虽然在北京落了户，我从来没有在北京买房的想法，一是我买不起；二是觉得房价太高。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告诉我要自立，“满18岁就把你撵滚蛋”。后来，她一路向现实低头，从“供你读完书就切断经济往来”到在我工作后还时不时补贴我的房租。我的父母都来自农村家庭，靠考学改变了命运，“全靠自己，不要家里一分钱”是我妈一直引以为傲的事情。

　　时代和房价都不同了，但她的理念已经灌输成功，我无法接受自己挪用父母的积蓄。另外，如果买了房，就要背上重重的房贷。我妈喜欢旅游，每年国内外跑两三趟，我平时跳舞唱歌弹琴，每节课的课时费也不菲。有了房贷的压力，我们就必须割舍自己的喜好，那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

　　本来我已经跟父母达成了先不买房的共识，墙一被砸，他们又动摇了。

　　不过缓了几天，我又振作了起来。我向爸妈宣布，我“易出外、飘荡，不断有所追求与期望，置产较困难”，让他们放下给我买房的负担。

　　我想了想，如果我现在就有一套房，那我一定会把房子卖了换成钱，出国去学音乐剧。我并不想拥有房产，我只是需要住的地方。以后不租隔断就没有事，我这样安慰自己。

　　六

　　自从收到回京的通知，我不得不拼命地找房，手机界面在5个租房App之间切换。在老家的亲戚家做客，我在人家的房子里转了一圈说，“这在北京整租下来要一万二”。

　　5月回到北京，我把行李箱放在单位工位下面，立刻就出去看房。我又从这家长租公寓租下了一间三居室里带阳台的主卧。因为年付可以享受返现2个月房租的优惠，在我妈支援下，我一次性付完了5万多元的房租。

　　我相信这一次可以“善始善终”。房子位置好，楼层高，小区成熟，两个舍友都很安静整洁，我上舞蹈课和声乐课的地方都在步行10分钟以内。

　　我的心态又逐渐扶正。在北京，我可以轻易找到好的老师，学习我感兴趣的东西。租房生活成本高，但是可以获得首都的资源。无论是工作还是爱好，在这里我可以成长得最快。

　　住了半年之后，这家长租公寓开始因为供应商讨薪而频繁上热搜。这时我才注意到，家里的双周保洁已经中断一段时间了。我查了一下这家公司的App钱包，发现从10月份开始就没有收到返现。

　　11月中旬，一对四五十岁的夫妻找上门来，说自己逾期半个月没有收到房租，让我们一周内搬走。

　　我的租期到第二年5月，另外两个舍友一个到12月底，一个到1月底。我们很明白，这家长租公寓已经拿不出钱来，网上建议要么租期减半，要么在剩余租期内给房东交一半的房租。我们的房东看起来不是什么通情达理的人，我和舍友打算跟她商量，让我们住到12月底，宽限一些找房子的时间。

　　“让你们白住了那么久，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听懂没有？我已经解约了，和你们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搞清楚了吗？你们有困难，我也不是做慈善的，明白了吗？”女房东态度很强硬，把我们训得好像是非法入侵的泼皮无赖。她下了最后通牒，周五来收房，不然就断水断电。

　　女房东那些咄咄逼人的话语已经让我失眠了一个晚上，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我决定不和她撕扯。我自认倒霉，损失2.5万元。

　　我赶紧出去找房子，不敢再碰长租公寓，也没时间找合租，自称无中介房东直租的几乎全是虚假房源。我跟我爸借了2万元，签了个押一付三的一居室，付完中介费和房租，立刻陷入赤贫。

　　我只能让自己多干活儿，多挣钱，但是一边工作一边找房搬家的那几天的焦头烂额，我深刻体会到为什么“安居”会被放在“乐业”前面。

　　在新家装宽带和修洗衣机的时候，我接到新闻线索，有个长租公寓的租户在被房东拆了大门的房子里住了好几晚。

　　我采访了她，她本科毕业来到北京，在一家很好的单位工作，和我一样是年付租户，租期还剩下7个月。

　　房东要求她搬走的时候，这个女孩正在重庆出差，她60多岁的妈妈在她的出租屋里。房东已经切断了水电，她在工作间隙躲进楼道，给居委会打电话，请求对方跟房东协调，等她回京后再处理。

　　她平时就爱好研究法律，民法典出台之后还立刻买了一本回家，她知道房东与这家长租公寓之间构成代理关系，代理期间与租客签署的租赁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房东没有权利要求她搬离。她让妈妈把一份警告“非法开锁”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告知书”贴在大门上。

　　出差回来，这个女生一下飞机就拖着行李箱直奔这家长租公寓总部，发现那边“两头骗”。回家之后，房东立刻找上门来。她把那本厚厚的民法典抱在怀里，试图跟房东讲法律。

　　“搬走！你没跟我签合同！听见了吗，你没跟我签合同！”房东冲她吼，“你在我这赖着有意思吗？你太赖皮了你！”然后把防盗门卸下来就搬走了。

　　经过前后报警4次，她终于让房东明白，双方都是受害者，房东被长租公寓拖欠房租，可以向法院起诉这家公司，但拆门等影响租客正常居住的行为是违法的。

　　最后她跟房东签了和解协议，把大门装回来，剩余租期减半，共担损失，她还去派出所给维护她权益的民警送了面锦旗。

　　“我如果早一周采访你就好了。”我跟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在我看来，这个姑娘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租客维权范例。

　　但是过了几天，她给我发来信息，说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有时候我都会想，像你这样损失一些钱是不是最好的方法。”“精神恐慌和损失金钱相比，我也不知道哪个更重要了。”

　　她说，来北京3年，第一次考虑是否要离开。

　　我觉得自己没有理由挽留她，但是我私心还是希望她留下，因为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正是我留在北京租房的理由。